>
秒速时时彩-秒速时时彩全天计划
做最好的网站

远去的文人背影,复旦大学庐山村10号

- 编辑:秒速时时彩 -

远去的文人背影,复旦大学庐山村10号

图片 1

国权路上有一条小河,河的中央有一条如田埂般的狭窄泥路,泥路高低起伏,伴有许多野草。上下学的时候,总能见到一个小女孩快乐地奔跑在这条泥路上,一边与在旁边大路行走的小伙伴大声说笑。这个女孩不是别人,正是我。这是我从住家庐山村10号,到嘉陵村国权路小学的必经之路。1946年,随着抗战胜利,父亲靳以与学校大队人马,从重庆北碚的夏坝,返回上海,就被安排住进复旦大学教师宿舍庐山村10号。因为年幼,我已经不太记得当时住在同村的还有些什么人,只记得隔壁9号,是全增嘏先生,那时他还未成家,与他的老母亲和妹妹住在一起,另有一个远房亲戚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。此外,伍蠡甫先生也住在此,因为有回忆说,父亲解放前夕遭黑名单通缉时,是躲在伍先生的搬家车上得以脱险的。而去年在鲁迅纪念馆召开父亲百年纪念会时,一位与我年岁相仿的陌生人走到我的面前,自我介绍说是陈望道先生的公子,幼时与我一同住在庐山村,一同玩过“官兵捉强盗”的游戏。那么,陈望道先生当时也与我们同村。庐山村是个人口不多的宿舍,最多也不过十几幢楼房,一式的日式建筑。刚搬进时,父亲的学生冀仿先生曾来造访,他在长篇回忆《血色流年》中曾这样描述:“靳以教授住的是一幢二层小楼房,每幢楼房都漆成奶黄色,楼上还有小阳台,外观确实很漂亮。走进大门,左首是厨房和卫生间,正面便是大厅。一张大“榻榻米”就占了三分之一的面积,上面随意堆放着许多书刊。靠近窗幔是一张大写字台,墙上钉着一幅尚未裱装的丰子恺画:岩石缝里长着一根绿色的小草。此外别无陈设,显得空荡荡。我说,这也好,宽敞。靳以先生站起来,拉开窗幔,再打开落地玻璃门,就是户外。整个楼下只有这么一间可派用场的房间。楼上呢?也是一间,作为卧室。一幢漂亮的小洋楼,竟是一座虚张声势的货色。靳以先生打算将‘榻榻米’拆掉,把这间变成书房兼客厅,让它适合中国人的习惯。我大约是在1949年解放后才住到庐山村的,这以前我一直滞留在外婆家。庐山村是我回到上海与父亲在一起的第一个家,也是我童年无忧无虑的开始,所以,至今回想起来,都十分眷恋。家门前就是一个小山包,其实那是一个防空洞。父亲曾携我到洞里躲过好几次警报。有一回,附近真的被炸,炸弹正中杨树浦发电厂。一下子灯全灭了,因为在父亲身边,我并不害怕,第二天也照常背着书包去上学。我很喜欢这个小山包,泥土把防空洞全部盖住,四围长满青青的草,以及各式野花。正对家门的山间有一条不规则的小路,那是我天天攀爬的结果。每天放学回家,我都要沿着这条窄窄的小路爬上山去。我拉着一边的草,几步就跃上了山。我站在小山顶上,天空是蓝色的,视野是宽阔的,随手摘几株蒲公英,放到嘴边吹啊吹,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分。有时看见父亲归来,立即忙不迭冲下山去,一边大声唤他。父亲身边常有学生、朋友,住在对面徐汇村的方令孺教授是我家的常客,她是我最喜欢的“大大”(安徽人对“外婆”的称呼)。父亲与客人谈天,留他们吃饭。前门的小院子里种满了父亲喜欢的豌豆苗、番茄、黄瓜等等蔬菜,父亲亲手料理,更喜欢让大家分享。前几年,见到父亲写给凌叔华的女儿小滢的一幅字,才知道1946年,她们母女在沪等船赴英国前,曾住在我家,就是在这里的庐山村10号。父亲的好客是众所周知的,文友相聚,一定有开心的畅谈。可惜那时我才两岁。有一张照片,定格了当年朋友的聚会。照片是在徐汇村22号门口照的,照片上除了父亲以外,有王辛笛夫妇,有萧乾和他的英国妻子,还有其他好几位我不认识的人。大家拥在门口,挤在镜头前,门牌是22号,十分醒目。斯人都已不在,我无法确定当时情景;但我猜想此处该是萧乾先生的住家,因他那时正在复旦任教。辛笛先生是彼此的朋友,他们夫妇从城里赶到郊外,看望大家。在当时,交通不便,真是路途遥远,可是友情真挚啊。徐汇村的对面就是庐山村,父亲一定招待来客先到家里,很可能,是他带着来客去到对面的萧乾先生家,大家快乐地聚谈,然后拍照留念。如此推想,因为辛笛先生与父亲关系很不一般,他们不仅是南开中学校友,而且他与我二叔还是同窗好友,他们夫妇的婚姻也是二叔牵的红线。还有一张照片,照片上方写着:1950年解放后首次校庆日,国立复旦大学中文系全体师生合影。照片上认得出的人,有郭绍虞、唐弢、许杰、刘大杰、胡裕树、方令孺、蒋天枢、陈子展、赵景深、吴剑岚、萧乾等人,父亲与唐弢并排坐在最右边;还见郭绍虞的女儿郭信和,当时她还是一名中文系的学生,席地坐在前排。后来父亲调至上海作协任常驻副主席时,郭信和曾当过主席办公室的秘书。父亲去世后,每年父亲忌日,她都会上我家来,为父亲行礼送花,直至她自己离世。这是后话。我仔细端详这张照片,照片上的人,都那么朴素。校园的背景,也那么空旷,不远处还有一座小茅屋,清晰可见。就是这样的复旦,这样的校园,令父亲,还有方令孺先生,还有许多在此任教的父亲同辈人,充满感情,依依不舍。父亲在工作调至城里以后,休息日只要有空,就会像回娘家那样牵着我的小手,一连换几部公交车,回去“探亲”。总是一呆就是一整天,在两个村里(庐山和徐汇)串门访友。我能记得的是,方令孺,全增嘏,崔明奇,李正文,漆琪生……无数的老朋友家,都能见到父亲的身影。我呢,则忙不迭找来昔日的小伙伴,再爬一爬小山包,再吹一吹蒲公英,再到狭窄的田埂上去跑一跑,以此释放一周来城里车水马龙的压抑。每当夜幕降临,父亲和我才心满意足地踏上归途。这时候的父亲,心情是放松的,胸臆内充满朋友的情谊。一路上没有路灯,借着月亮和星星照明。我挨在父亲身边,听着彼此的脚步踏在沙土路上的“嚓嚓”声,这一刻,快乐溢满心头。再说我的大大方令孺,当接到调令,让她离开复旦赴杭州任浙江文联主席时,她曾不止一次赶到城里,与父亲对坐大书桌的两边,向父亲诉说自己对复旦的眷恋。她已经习惯这种朴素的生活,习惯远离尘嚣听不见车水马龙,习惯她的讲台,习惯与学生在一起。她一直住在徐汇村最里面一排的一所平房里,自重庆返回上海之后多年未搬动过。她住的徐汇村是一式的日式平房,一家挨一家整齐排列,她走出走进,直至对面的庐山村,全是熟人朋友……我听见父亲劝了她很久,又说杭州上海距离不远,可经常回来看看。最后,大大还是走了,把眷恋留在这里。徐汇村的平房是全部都拆了,我再也没有进去看过,因为我知道再也找不到往日的痕迹。但幸运的是,庐山村的小楼仍旧保留着。上世纪60年代我进复旦上大学时,连防空洞都还没有拆掉;80年代我回去,找到原来10号家门,坐在门口台阶上照了张相,只是原来的栅栏门和两边通道的围墙已经不复存在。去年我回学校开会,全增嘏先生的孩子(我一直称他弟弟)到会场来看我,特地带我绕学校走了一圈,变化确实很大。问起他的家,他居然仍旧住在庐山村的小楼内,只是现在宿舍早已不叫“庐山村”,改为“复旦大学第一宿舍”,防空洞是早就拆了。多少年过去了,多少人已经作古,而当年的欢乐小孩如我,也已然沧桑满怀。纵使国权路的小河早已不见踪影,纵使那条尘土飞扬的沙土路早已不复存在,但充满亲情友情的回忆不会随时光的风儿飘散。德国作家让·保尔说过:“回忆是我们不会被逐出的唯一天堂乐园。”我,又是多么愿意在这所“天堂乐园”里四处遨游啊。

1.庐山村大门

2.庐山村19号,洪深曾居住于此

3.庐山村10号,靳以曾居住于此

4.1947年,萧乾与夫人格温在徐汇村平房,据说窗前的花是格温亲手栽种的

5.1946年夏,萧乾、辛笛和靳以等摄于徐汇村22号萧乾家门口

第一次听到复旦“村庄”这个词,大约在1979年。那时,我在复旦大学读书,一天,偶然问起一位任课老师的住址,老师用手往南一指:“就在对面,筑庄!”——“筑庄”?“筑庄”在哪儿?

原来,“筑庄”就是指复旦第五宿舍。抗战期间,复旦校园遭受重创,抗战胜利后校园以南的日本房舍划归复旦,成为师生宿舍。宿舍分为七个区域,以复旦建校以来历年迁址的地名足迹命名,分别为庐山村、徐汇村、嘉陵村、德庄、筑庄、淞庄和渝庄——统称“三村四庄”,即今天复旦教工宿舍的前身。后来,我到“村庄”走过几次,日式老房子斑驳陆离,千篇一律,没有什么特别印象,倒是“村口”的国年路,坑坑洼洼,积水成潭,让我记忆深刻。

我对复旦“村庄”的重新认识,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。那时,我在国年路270弄复旦第八宿舍安家,不经意间,就会在“村口”遇见老一辈学者大家,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,举止温润儒雅,过目难忘。多年以后,我读到更多历史回忆,我确信,这一切足以一扫单调和平淡,让复旦“村庄”变得温暖、靓丽起来……

名教授的“村舍”

复旦“村庄”的范围,包括今邯郸路、国顺路、政熙路及国权路两侧的区域,内有一二百幢日军占领时期遗留下来的平房、小楼和联排建筑,构成“村舍”。

在所有“村舍”中,庐山村和徐汇村房屋条件最好。庐山村原为日本军官和高级职员寓所,约有两层小楼20余幢,每幢楼单门独户,楼上有阁楼、晒台和储藏室,楼内设厨房、卫生间,有煤气和抽水马桶;徐汇村里大多是日式平房,内部条件与庐山村相同。嘉陵村的建筑结构复杂一些,有平房、二层楼房和三层楼房,共分A、B、C、D四个区。德庄、筑庄、淞庄和渝庄原是日本兵营和普通职员宿舍,有平房,也有联排小楼,小楼分上下两层,楼上是卧室,楼下是客厅,也有厨房和卫生间,面积比庐山村和徐汇村的房屋略小。

1946年暑假以后,复旦大学从重庆复员返沪,师生纷纷入住“村庄”。当年,大部分教师都服从分配,“拎包即住”。外文系教授李振麟之子李北宏告诉我:“当年我父亲才三十出头,胆子大,与母亲一道搭乘美国军用飞机回家。飞机一降落江湾机场,他们就直奔学校。当天夜里,他们在校图书馆临时打地铺捱了一晚,第二天就被分配住进了‘嘉陵村’。”

最先入住庐山村和徐汇村的,是复旦名教授,他们是“村庄”里的第一代“村民”。庐山村里,住过陈望道、伍蠡甫、张明养、洪深、全增嘏、章靳以、卢于道等教授;徐汇村则住进了汪东、周谷城、周予同、蒋天枢、漆琪生、萧乾、方令孺、张孟闻等教授。章益校长也住在徐汇村,他所居住的31、32号,是徐汇村里少有的两层楼房,被人称为“章公馆”。后来,有人把经常到“章公馆”串门的教授戏称为“公馆派”。李青崖、索天章、朱伯康、汪静之、曹诚英等教授,住在嘉陵村。德庄、筑庄、淞庄和渝庄当年主要为学生宿舍,后来改作教师宿舍,也住过不少名教授,谭其骧、吴斐丹、赵敏恒等教授就住过筑庄,哲学系教授严北溟先生因家里人多,入住筑庄24、25号两套房屋。

“村舍”的住房式样各异,但几乎家家有书房。新闻系教授、作家萧乾回忆,他所住过的徐汇村22号,“地方不大,但卧室、客厅一应俱全,还有间小书房。在那里,我写了几十篇国际社评和《红毛长谈》,也编了《人生采访》和《创作四试》。”此外,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个小院子,可以种草养花。中文系教授、作家靳以喜欢在院子里种植蔬菜,他女儿章洁思记得,透过家里落地玻璃窗,“可以望见房前小院子中茂盛生长的各式蔬菜……”

好客的“村民”

从复旦名教授入住那一刻起,灰蒙蒙的复旦“村庄”就罩上了浪漫、绚丽的人文色彩。

诗人冀汸当年是复旦学生,1946年6月下旬随学校复员回沪,他在德庄住下后,曾特地到庐山村、徐汇村拜望老师。对于这里的生活细节和老师个性,冀汸有过精彩的描述。

他写徐汇村18号的周谷城教授:“天气又热,还没有一台电风扇,仍像在夏坝一样,挥着蒲扇。周先生的得意之作是他偶然发现了隐蔽的煤气管道,自己用一根橡皮管接出来,连着煤气灶,便可烧饭、炒菜了。‘家家都能用煤气吗?’我问。‘不,有的找到了,有的还没找到,只好用煤油炉。’”

他写徐汇村23号的方令孺教授:“……也住着一幢平房。她倒简单,一个人雇一个年龄相若的保姆,既是照顾生活,也是做伴。”

他写庐山村10号的靳以教授:“走进大门,左手是厨房和卫生间,正面便是大厅。一张‘榻榻米’就占了三分之一的面积,上面随意堆放着许多书刊。靠近窗幔是一张大写字台,墙上钉着一幅尚未裱装的丰子恺画:岩石缝里长着一根绿色的小草……靳以先生站起来,拉开窗幔,再打开落地玻璃门,就是户外……靳以先生打算将‘榻榻米’拆掉,把这间变成书房兼客厅,让它适合中国人的习惯。”

在庐山村,靳以是最好客的“村民”之一,他的家里经常高朋满座。1946年9月,女作家凌叔华准备坐船从上海赴英国,与在伦敦的丈夫陈西滢会合。在等船期间,凌叔华携女儿小滢住在靳以家。凌叔华原本与靳以不熟,因编辑《武汉日报·现代文艺》副刊时,靳以为她异地做过编辑,从而拉近了距离;陈西滢是散文作家,因与鲁迅论战而闻名。靳以一生崇拜鲁迅先生,是鲁迅灵柩的抬棺人之一,但他却与陈西滢、凌叔华夫妇保持着终身的友谊。就在这年8月,靳以还为小滢写过题词:“不为一己求安乐,但愿众生得离苦。”

凌叔华在庐山村等船近两个月,闲暇时便去邻家访问朋友,最先访问的是徐汇村的萧乾。萧乾和他的英国夫人格温刚从英国回来,夫妇俩都在复旦教书,格温在外文系教英国文学。萧乾与格温是牛津大学同学,他俩的相识,还是陈西滢介绍的。据说,格温对徐汇村的生活很满意,当年一家小报曾特地介绍过格温:“这位英国太太吃不惯校中厨役所烧出的小菜,特自起伙仓,所以,她也和其他教授的中国夫人一样,拿着竹篮天天到小菜场去买小菜,她做小菜的本领很不错,教授中吃过她的烹调品者都赞不绝口……”

1947年,靳以在家中热情招待了作家刘白羽,刘白羽来自解放区,对复旦“村庄”充满好奇。据有关记述,就在那一次,刘白羽亲眼看见萧乾“左手挎着‘洋太太’,右手牵条洋狗,西装革履,满嘴洋文,在校园的草地上散步……”其实,那条所谓的“洋狗”名叫“阿福”,是诗人辛笛送给萧乾的杂种狗。晚年的萧乾忆起“阿福”,依然充满爱怜之情:“每逢我骑车去校本部讲课,阿福必跟在后面。临过马路时,我总得下车硬把它赶回去。那时美军的吉普车横冲直撞,开学那天,一名一年级新生就被轧死在校门前。但阿福总是嗷嗷叫个不停,不甘心回去。”

庐山村另一位好客的“村民”,是戏剧家、中文系教授洪深。1946年末,戏剧家田汉来到洪深所住的庐山村19号。其时,田汉的个人婚姻正陷入低谷。据田汉自述,抗战胜利后,他从重庆回到上海,居无定所,先后在戏剧家于伶、高百岁家借住过,因分居多年的妻子林维中的“骚扰”,他被迫多次搬离,最后住到远离市区的洪深家里,“我借居他家的三楼,一者图静,二者也是避林女士的无理取闹……”

永远定格的一幕

1946年中秋节后的一天,曾在中原解放区参加革命的青年诗人芦甸、李嘉陵夫妇突然出现在德庄门口。芦甸告诉冀汸,“这次到上海来,不是为了‘谋生’,而是为了‘觅路’——回解放区之路。”原来,两个月前芦甸随部队在宣化店突围后,一直没有打通去延安的道路,辗转到达上海。冀汸安排他俩在德庄住下,混在学生食堂用膳,并带他俩去市区看望了老师、曾任复旦兼职教授的作家胡风,通过胡风与地下党接上了关系。

这一年底,诗人牛汉也来到复旦,挤住在德庄。据牛汉回忆,“1946年12月,国民党又开始抓人。我很危险,便只身逃到上海,在复旦混饭吃,混住在学生宿舍里,在这里见到了诗人冀汸。”郗潭封也是复旦学生,在复旦编辑刊物《诗垦地》,“牛汉有时候给我寄来诗稿,请我转给胡风……我感觉到他是地下党,但他从来没有告诉我。”冀汸回忆,牛汉睡郗潭封的床铺,“自然也是在学生食堂混吃,牛汉个子高,近两米……大家站着吃饭,他的头便浮在众头之上。谁要是找牛汉,在食堂门口扫一眼就可发现。从安全角度说,颇为不利。”最后,牛汉在地下党帮助下,通过开封抵达解放区。

1946年12月起,“反对美军暴行”和“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”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,复旦校园也兴起波澜。此后,国民党军警就经常出现在复旦“村庄”,大肆搜捕爱国师生,洪深、漆琪生和陈望道等进步教授的家都被一一搜查,萧乾记述道:“一天凌晨,我正在徐汇村宿舍里,蓦地传来砰砰砸门的声音。我爬起来去开门。那位在英国牛津长大的格温吓得以为来了明伙强盗。进来的却是持枪的大兵。他们冲进卧室,翻完了书架又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掀起丢开,一面用枪托子在榻榻米上使劲顿。最后毫无所获,气哼哼地走了。”

1947年5月30日,国民党军警闯进洪深的家,逮捕了躲在洪深家的进步学生。据一位劫后余生的学生回忆,这次搜捕后,“校区各宿舍还笼罩着劫后的气氛,当我走进庐山村洪老的家,却格外地感到宁静、温暖。洪老照例还在看报,小妹妹小弟弟们都准备睡觉了,我没敢更多惊动他们,告诉了他们我即将远行。这天夜晚,我就睡在最高层的田汉同志住过的阁楼房中,第二天天刚亮,就从江湾辗转乘车到轮船码头。”此后不久,洪深被迫辞去复旦教职,搬离了庐山村。

1949年4月26日清晨,国年路上枪声大作,国民党军警对复旦进行最后一次大搜捕。枪响以后,周谷城教授翻身起床,透过窗户向外张望,只见两辆红色警车停在徐汇村门口,许多枪口瞄准寓所。早已被列入国民党“黑名单”的周谷城明白:国民党军警来抓人了!此刻,周谷城神色自若,对着镜子,洗脸,梳头,穿好西装,打好领带……他对夫人说:“要是我衣服也没穿,蓬头垢面,那多难看。”周谷城之子周骏羽当年只有8岁,他清楚地记得:“有人‘砰砰砰’来敲我们的门:‘周谷城、周谷城住在这里吗?’……那个人硬要进来,爸爸就迎上去说:‘我就是。’那个人说:‘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’爸爸就出去了,我和妈妈也就跟了出去……”走到徐汇村门口,章益校长闻讯赶到,周谷城拉着章益的手,大声说:“友三,你要为我作证!”然后,跨上警车。警车载着几十名被捕师生,闪着警灯,呼啸远去——多少年过去了,周谷城洗脸、梳头、穿西装、打领带的一幕,却在复旦“村庄”永远定格。

1950年9月1日,复旦大学校委会决定,将“村庄”名称以中文序数代替,从此,复旦“村庄”的故事告一段落。然而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这一带仍是一片田园风光……“村庄”之名,更贴近风景和口碑。

本文由现代文学发布,转载请注明来源:远去的文人背影,复旦大学庐山村10号